“为祖国的高新技术发展添砖加瓦”
[在“第二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来华)创业成果报告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1982年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1984年赴美进修，1986年前往英国学习于1989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90年再度赴美从事生物技术和新药的研究开发。出国后我一直与国内的学术单位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先后受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南京大学、哈医大及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自一九九三年起，为了更好地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本人转而投身于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精力投注在扩大中国与欧美国家在医药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合作。先后在美国、英国、上海和香港创办了8家生物医药企业，包括与ABI及Celera公司合资的上海基康及与上海东浩及上药集团合资的东浩生物等。采取与国内外主流结合、在中美建立配套实验室的方法，我在国内创办的企业在基础研究及创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包括：1、参加了三项国家“863”高科技项目（肝癌相关基因、对虾白斑杆状病毒和黄地老虎颗粒病毒基因组大规模DNA测序），共获得科研经费800余万人民币，其中一项为国家“重中之重”项目，二次被评为（1999/2000年）我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8次被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报道；2、自主创新（具有全球性专利保护）国家一类新药2个，从国外合法引进（具有专利使用许可）国家一类新药2个，并建立了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基因识别及突变检测、组合化学（固相、液相及模块）及天然产物化学指纹图谱分析等一系列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平台；3、将三个植物药在美国申请临床试验获准，其中一项II期临床试验业已完成。在国内实际投入资金将近1500万美元，培养造就了一批技术骨干，受到了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学术机构的承认。
本人在创业过程中始终得到国务院及上海市各级侨办的无保留支持。1996年为Merck公司来华合作一事，李海峰副主任亲自关怀，布置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侨办予以协助。上海市侨办对我的创业活动更是给予非常具体和可以量化的帮助，使我极为感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遇到了许多困难与挫折，现就本人这八年来在国内创办研发型企业的经验和经历谈几点体会：
一、 以机制创新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机制创新比科技创新更为重要，本人对发展高科技产业，有过各种层面和不同视角的思考，认为中国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必须做到：“即刻、接轨、择优、同步”八个字。所谓“即刻”乃指中国应抓住时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步伐，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否则便会在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性知识经济竟争中陷于被动。所谓“接轨”，即必须在高科技产业管理体制上同国际接轨，构筑起良好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平台和模式，吸引学有所成的海内外学子在利益合理分配的机制下参与产业化进程。所谓“择优”，是要集中力量，有选择地发展一批高新技术项目，避免均衡用力，贪大求全，进而达到由“生长点”到“生长线”，再到“生长极”，最后连成一片、全面发展的目的。所谓“同步”，就是密切注视国际高科技发展的动向，及时获取各种最新信息，避免重复和无效劳动，并在此基础上力争在某些领域里达到超前，赢得竟争的主动权。
二、 中国要注重吸引四种海外人才
人才是推进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而注重发挥海外人才的作用又是构筑“人才高地”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我们要特别注重吸引四种海外人才：
一是独立的科学家。他们在海外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有正式的教职，有自已的实验室，能够申请到研究基金。他们有自主权，可以决定自已的研究方向并和中国合作，请国内学者出国研修，或拿钱到中国去做课题，无需老板批准什么的。他们的项目肯定是比较先进的，否则申请不到研究经费。他们对自己学科领域的国际最新进展非常熟悉。这种人对中国的基础研究很有价值。
二是在各种企业、公司中从事中层管理和产品开发的人。他们所做的开发性工作，涉及今后几年产品的导向。他们既有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实际经验，又了解近期产品开发的走向和行情。这种人对中国的应用研究颇有用。
三是在国际大财团工作的分析师或业务经理。他们熟悉西方金融业的运作方式，知道钱在哪里和将往哪里流，所以不仅能够帮助国内项目融资而且可为产业导向提供咨询。由于海外金融机构看好中国的投资市场，这些年雇佣这样的中国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之中有些人已从分析师的位置上升为中介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是在西方的政府管理部门任职的人员，如农业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海关、环境保护署和商业部等机构。由于他们熟悉西方的适用性法律和操作方式，所以能够告诉你通过这些部门审查的一些细节及窍门，使你少走弯路。还有就是专业人才如会计师、律师等，懂得中外的情况，在处理经济纠纷时能够给中国以实际的帮肋。
一般地说，这些人都有爱国之心，愿意为祖国做些事情。大多数人现在生活比较优裕，但缺乏成就感，希望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出点力。无论出于什么心态，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使自已的知识和才能得以在国内发挥作用。对这些人要密切地联系，安排他们回国参加一些研讨会或论证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说的不一定条条都有用，但往往一二真知灼见就能解决一些问题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坚持下去，必有成效。
三、 对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要“特事特办”
回国创业近八年，期间“酸、甜、苦、辣、痛”的体验应有尽有。现在各地都在竭力招揽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并提供各种“优惠”，仅上海市就有逾千家留学生企业登记在案，其中有不少成功的典范也不乏失败的例子，许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各地政府应在“扶持”和“留住”这两个方面狠下功夫，重点帮助已入驻的留学生企业发展壮大。创业人员的主要精力理应放在技术开发上，然而，我们所面临的却是大量无味的行政琐事及应付一轮又一轮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检查和巡视。打交道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税务、外汇管理、海关、进出口公司、报关行、环保、公安、外经贸委、劳动人事、街道联防、消防、科委、开发区管委会、统战部等十余个机构，可谓“精疲力竭”，严重影响研发之正业。由于这些部门缺乏沟通且政策时常有变，往往使我们处于苦笑不得的局面。加上留学生企业无专管单位，虽绝大多数从事高新技术开发，但在实际待遇上和来自港台的服务性外资企业(如餐饮业、玩具业及服装业等)“一视同仁”，令人啼笑皆非。“遭难”时只能找“娘家”—当地侨办解围。这种只招不管、招而旁弃、放任扯皮的情况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使我们能够安居乐业，发挥所长，多作贡献。
知识经济的发展必须以不断创新来推动，而青年人往往最具创新意识，因此，造就一大批具有创业精神的青年人才至关重要。在过去八年里我也非常注重培养新人，必要时还派员工前往国外短期研修，回国后委以重任，目前在上海主持公司日常事务的副总经理就是通过公开招聘而选中的。我相信，在国家及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我们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或为国服务的今天，许多早期创业者所遇到的困难与挫折将不复出现，在国内工作的各种软硬件及整个环境正在不断改善，为我们今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谢谢大家。